缩编在即，史无前例的机构改革，黑森林的探索，命运可能发生改变

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总是在轮回。

历朝历代的“机构臃肿”、“官吏冗多”的现象，终于又出现了，而且到了不得不想办法化解的程度。

中国历史上，哪个朝代冗官现象最为严重？

答案是宋代。

宋太祖赵匡胤得位不正，为了稳定局面，提出与"士大夫共治天下”，后这项政策成为两宋朝野的共识。因此，两宋采取无上限的士大夫优待政策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某种程度而言，这种无上限的士大夫优待政策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“高薪”。至于高薪能高到什么程度，恐怕会超出许多人的想象。笔者在《昆羽继圣》之二“奇境历劫”中有详细描述，此处仅以大名鼎鼎的包拯为例，说明如下：

于国家而言，于百姓而言，却是好沉重的负担，难怪那么多官员老了宁愿修改年龄，也不肯致仕（退休）了……若这些钱可以适当用来改善民生，那该有多好啊。

两宋时期，凡六十岁以上的州员（南宋放宽年龄限制至七十岁），若因年纪过大，精力不足，无法担任实职的，可以申请担任宫官一类虚职，与现在的退居二线，去人大和政协养老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既有高薪，那么“养廉”成功了吗？

历史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，高薪养廉失败了。

不但中国的历史证明了“高薪养廉”这条路行不通，苏联解体的历史也证明了此路不通。

宋朝官员（其实都是公务员）比以往任何一朝都要复杂。最初，朝廷是担心个别岗位权力过大，形成割据，尾大不掉，压制中央皇权，故采用分权制。后来，职位名目繁多，可谓花里胡哨，例如差遣、本官阶、散官、勋官、爵位，贴职等等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
由此，也造成整个官僚体系和朝廷机构异常臃肿，异常庞大。

两宋朝廷在优待士大夫与官员政策的情况下，也曾试图解决官员过多引发的权力被无限细分的问题，于是推出了官位与职务分离的制度，——有人虽有官名、官品，可以照常领取薪俸，但人多岗位少，没有那么多实职岗位可以安排，只能让他们坐坐办公室、看看报纸、嗑嗑瓜子了。换言之，就是给口饭吃的“闲职”。这种“闲职”不在具体岗位，没有一定的权力，成为冗余、臃肿的部分。

当官员队伍不断膨胀，必然会有人心理不平衡：瞧瞧，大家工资都拿得差不多，凭什么我们累死累活，他们就坐在那里闲得发慌？此时，也许有人会悄声提醒：快别说了，领导来了。又或，有人会说，人家是关系户，有背景，一家三代都在这里干，你和我新来的，还能说什么？老老实实干活吧。

一个系统，两个系统，三个系统……后来发现，个个如此。

老百姓去办事，哪里知道衙门里的水那么深，本以为一些人的头衔肯定能管事，结果发现被推来推去，行政效率低下。

北宋名臣文彦博哀叹：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，非与百姓知天下也！

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八月，范仲淹针对北宋内忧（官僚队伍庞大，但行政效率低）、外患（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）之现状，向宋仁宗上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，提出十项改革纲领。然而，庆历新政虽只维持了一年，便偃旗息鼓。由于遭到一致反对，后来范仲淹也不得不黯然去职。

此举虽然失败，却开创了北宋改革风气之先，成为其后王安石“熙宁变法”的前奏。

宋神宗元丰三年，朝廷杂取唐朝以及宋初旧制，进行了一些改革，颁布了“寄禄官”官衔及其食禄品秩的规定——《寄禄格》，以使官员的官位与职位相称，也就是说，是什么官、就上什么岗，吃闲饭的要减少。同时，裁撤一些闲散部门与官员，减轻负担，轻装上路，史称“元丰改制”。

但是，由于改革会触动太多人的利益，所以，毫不意外，“元丰改制”遭到了许多官员的强烈反对。反对的呼声，可谓一浪高过一浪。

宋神宗即便以铁血手腕强力推进，改革也仅仅只是体现在中央层面，对于地方上的冗官现象，对于地方上百姓抱怨的行政效率低下的现象，却是鞭长莫及，徒呼奈何。

[北宋] 司马光 撰《司马温公稽古录》卷之十八，四部丛刊景明翻宋本：

“六月，省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。”

清时，史学家赵翼撰写《廿二史札记》亦称：“真宗咸平四年，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。所减者如此，未减者可知也。”

庞大的官僚队伍、臃肿的机构，不断消耗与吞噬国家财政，最终导致“冗官”成为北宋盛极而衰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饱读史书的教员自然对此有过研究与深思。

1958年6月10日，党中央发出《关于成立财经、政法、外事、科学、文教小组的通知》，指出这些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，明确了其职权划分。国家大政方针，坚持党的领导和部署，政府机构负责执行落实与细节决策。

这一划时代的构想，其实也是着眼于提高效率，避免部门与机构职位太多、过于臃肿、权力分散，决策和执行效率不高。

根据2022年统计的数据，中国在编公务员共计710万，若加上参公、党群、工会妇联等等，则是1300万，而事业编制人员共有3100万，加上国有企业单位，财政供养的人员，人员高达5100万。倘若算上离退休人员，财政需要供养的人员数量则超过了——8000万。

若以14亿人口来计算，平均每17个人中就有一位依靠财政供养的人员。把这些人员的工资和各项支出全部加总起来，就会发现，其支出已经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大约40%。

而这还不包括编外人员（合同工和临时工）的统计。

如果把编外人员数量全部统计进来会怎么样？恐怕数字十分惊人。

试问，现下哪个部门没有大量编外人员？城管、执法、辅警……许多人尽管没有编制，却在实际承担和执行任务。

现在，轰轰烈烈的缩编工作开始了。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统一按照5%的比例进行精减，对于精减后少数部门超编问题，给予5年过渡期逐步消化。

据说，一些地方已经悄悄出现了变化。

某单位有两个办公区，一个办公区就占地一万多平米，单位共有200多号人。经过缩编，余下不足60人，院子里冷清了许多。只是不知，分流的人是否妥善安置，去了哪里？

编外人员被清退，那么，原来属于编外人员的工作谁来接手呢？闲着嗑瓜子、刷手机、追剧的，将来应该会少一些吧？工作散漫的作风应该会有所改观吧？

精简编制的工作开始后，借调乱象也会减少吧？各部委向省里借人，省里向市里借人，市里向县里借人，县里向乡镇借人……有些地方优秀的人才被借走，基层单位却是一地鸡毛。

大家也许会疑惑，为什么要借人？

说实话，因为一些懒政惰政现象。某些单位暗藏着不成文的潜规则，若有领导提拔，就脱离具体工作，名义上只是分管或者管理下属。这不就缺人了吗？缺人不就得借？

据说，由于担心自己被缩编，有人干活比以前更卖力、更积极了，有人接待百姓时，态度变得更和蔼、更有耐心了，好像某些地方的大门也不如以前那么难进了，脸色也不难看了，话也不难听了，事儿也不那么难办了……

是的，有些地方一边在缩编，一边却又在扩大公务员招聘的数量，注入新鲜血液。

新鲜血液进来了，有人感受到了被淘汰的压力，工作效率应该能有所提高吧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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